这群青年作家多数以各民族母语进行文学创作,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历了这事,一般人都要淡然些了,于文于人都该是这样。但王永红却不信这个邪。也正是在那个时间段他一口气创作出了一系列乡土小说。他清楚,一个文学辅导干部的立足本钱是永远走在创作的第一线。他的小说我们先读,我们的作品他必定认真细读。这种关系我们保持了好多年,彼此信赖,相互裨进。

在与记者对话时,他这样解释了自己的“诗缘”。“我自小生长在普米家庭,普米文化中对光明的追求、对邪恶的抗争、对英雄的崇拜、对弱者的同情、对自由的颂歌,以及崇尚‘万物有灵’的信仰,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作品就是植根在这样的精神土壤里的。它们成了我诗歌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吉狄马加表示,母语创作的个性化更易于传达民族的生活与心理;文学作品没有人类和历史的共性,就失去生命力和永恒价值,而失去民族和文化的个性,就迷失了灵魂和归宿。他说,这正是中国文学界开始设立面对单一民族作家的文学奖、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研讨会、增加民族语文刊物的意义。

之后,由于家庭原因,永红先生调到了渔洋关镇文化分馆。这期间我们联系少了。王先生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在了民间故事集成上面,创作只能是偶作。他对我不无遗憾地说,这于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牺牲。我和他再坐下来谈小说,是在渔洋关镇的一次笔会上。那时我们在宾馆相遇感觉还是那么亲近,或许是我们都怀有对小说的一份挚诚。那次笔会我带了几篇小说过去,同去的编辑似乎不太看好。王永红在我房间静读了那几篇小说后对我说,我感觉小说味很足,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准确。他的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而且对我进一步修改出了很多的建议。尤其让我感动的是,老文化人李德成先生经过几晚的思考为我手书了一篇小说的新标题,并亲手交与我。后来,我的那些小说经过一番打磨后,都在公开刊物发表了。这都得益这些辅导干部、文化人从不同角度的审视和指点。

鲁若迪基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现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丽江市文联党组书记。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歌《诗梦》发表于1988年1期的《原野》上,那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文联主办的一份文学季刊。当时,他就读于云南省楚雄粮食学校,还是在校生。

继《民族文学》杂志今年第4、5、6期相继推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中国文学界多个机构于20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推介、研讨3个民族的文学新秀及创作。

有一天下午,我从山上下来,就到了他的房间,他自言自说,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是两码子事。我以为他与我说的就是一个创作问题,于是也附和他说,这当然是明摆着的,生活中的真事也不一定成得了小说。王永红没就这事再往下说。后来,我才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力主编发在《山茶花》的那篇小说《少女日记》让人给盯上了,被上纲上线到反精神污染的高度欲加问责,给予的理由是鼓励和宣扬三角恋爱,破坏健康的婚姻家庭。王永红为此四处奔走,并写出了详尽的书面答辩材料。主管部门仍不放过,坚持问题必须严肃处理。王永红实在是没办法了,他找到相关领导主动担责。他说,这个小说是我发现的,力主要上这期专号的也是我,组织要处理就处理我好了,与作者没有任何关系。王永红考虑到,作者刚踏入社会,在乡下写点东西多不容易,且才谋得一份代课教师的职位,如果因为一篇小说而背上一个政治包袱,岂不是毁了她的前途?

小凉山很小

据介绍,这群青年作家多数以各民族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由于过去翻译、推介工作不足,他们长时间不为中国内地文学界所了解。今年,《民族文学》杂志以专号方式集中刊发50多位青年创作者作品,传递少数民族文学的青春气息。

不久前,退休多年的传锋书记再次来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专程去拜会了王永红,两位老友相见甚欢。永红先生说他这一生就是为创作而活着,亦为终身当一名辅导干部而自豪。我突然想到两行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云南各民族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灿烂,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范稳告诉记者,成绩面前,也存在一些隐忧,“当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能展现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但书写新时代新风貌的文学精品力作却不多见,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依然突出,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第5期藏族青年作家专号,《民族文学》主编叶梅介绍,1970年后出生的藏族作家,其小说中流动传世的悲悯和利益众生的莲花之心,引导读者穿越俗世生涯,体味精神不断攀升的向度。

笔会后,县文化馆拟在县刊《山茶花》上做一个笔会小说专辑,我们每人要交一篇稿子。这期《山茶花》却在县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因为笔会中一位漂亮纯朴的女作者也上交了一篇不错的小说——《少女日记》。这个标题实在有些敏感,因为很多人会联想到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少女之心》。然而,王永红等一批文化辅导干部以原标题发表出来,显示了足够的眼界与胆识。

只有我的声音那么大

这个崭露头角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群体,执着于母语文学创作,正引起中国文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诗人吉狄马加说,“年轻一代的创作愈加展现对时代的观察和对历史的思考,将担负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使命”。

我和王永红先生认识是因为一首芳香如泥土的歌词:边疆哥哥回,喜坏茶山妹。抓一把云雾茶,舀一瓢清泉水。冷水泡茶无滋味,架起明火煨……八十年代初,王先生正是五峰县文化馆的一位文艺辅导干部,而我在一帮乡村教师同行的怂恿下开始了所谓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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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研讨的45岁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今年刚以《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坛新星。评委会给予的获奖评语是:“这是一个关于祈祷与救赎的故事。小说中流淌着悲悯与温情,充盈着藏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就是我认识的老辅导干部——王永红。

范稳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6个为跨境民族、8个为人口较少民族。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作家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值得欣慰的是,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不仅有本民族的作家,还有本民族的中国作协会员。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云南获奖作家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已达101人次。

在20日的研讨会中,由内蒙古知名企业赞助,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内蒙古文联及作家协会设立的“朵日纳文学奖”宣告启动。此奖的评比,将专门鼓励蒙古族作家及蒙古文创作。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长江文艺杂志社和宜昌地区文化馆在枝江县内的省化肥厂联办改稿笔会,五峰县派出三位作者参加,永红先生就名列其间。在那一个多月的笔会里,永红先生沉浸其中,写出一篇万余言的小说《翁婿之间》。然而,其他作者纷纷交稿给编辑面对面审读时,他却让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这种小说能行吗?他认为自己的小说语言有十分浓厚的民间口语倾向。于是他没敢交稿,继续精心琢磨。直到回到单位好长时间,他才把那稿寄到省城。不久,编辑老师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大意是当初为何不把这稿给她?这稿发那期的笔会专号是没问题的。王先生对小说的理解和挑剔可见一斑。

2.为傣族文学填补一点空白

在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主办的这场研讨会上,3个少数民族1980年前后出生的近20位青年作家与中国文学界的出版人、评论家50余人进行面对面沟通。

那次创作笔会应该说是一次文学创作辅导课,我们这些进城来专门听课的人只见到了几个县内的文化干部,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主题发言就是“基层干部”王永红做的。王先生把一大帙稿纸摆放在面前,语气平和,声音沉稳地缓缓道来。我还记得他讲了文学创作中应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比如:文学创作切忌跟风,文学创作要淡化功利意识,不要因四季转换,春来写春,夏来咏夏等等。他在台上讲,下面的一群有志献身文学的人在“刷啦啦”记着笔记。那场景实在是有几分感人。

3.作家队伍茁壮成长

那次辅导课以后,活跃在城关附近的我们这一批业余作者就与王永红先生熟络了,经常结伴或是单独到他房里去坐坐,谈谈文学。不夸张地说,他那间几平米的斗室是我们讨论创作的最佳去处。

“多年来,我的创作得益于云南各民族文化的滋养,是七彩云南这片色彩斑斓的大地哺育了我,让我成为一名作家。我爱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并把这种挚爱谦卑地践行于自己的文学书写中。”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范稳说。

王先生出生贫寒,随父辗转漂泊,后落籍渔洋关古镇郊野,在母亲百般呵护下长大成人。永红先生从小好学,熟读诗书,尤其迷恋小说。学有所成,小有名气,经人介绍被公社教育组聘为本村小学一名代课老师。这应是他的第一个人生台阶。不用下地劳作,永红先生课闲之余便琢磨小说创作,一抒心中块垒。那时能有这志趣的年青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事还没弄成,消息却不胫而走,引得县文教局领导登门来访。据说,他们最初也只是来看看一位有志向的业余作者,看能否从创作环境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几经见面之后,他们的想法却完全变了。王先生的厚道、见识和人生经验让一行领导深感他已远非乡村业余作者,可破格招到县文化馆做一个文学辅导干部。很快,永红先生就进了县城。

在他的带领下,西双版纳开始有了傣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的是用傣文创作的,有的是用汉语创作的。笔耕不辍的他,曾多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到今天,他一共出版了38本书,其中包括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和学术著作等,共计1000多万字。如今,76岁的征鹏仍然坚持写作。他告诉记者:“我要一直写下去,写到老,写到不能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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