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稳定,种点苞米、种点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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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国企辩论中找到知己

钢 城

九、小处随和、大处擅权的私企老板

2005年夏天,孙益生到北京参加一个全国钢铁科技进步和设备改造信息交流会,在会下宾馆餐厅聚会的一次闲聊中,他注意到一个50岁左右、言语朴实、为人热诚、颇有社会责任感的河南人。

赵剑斌

在东发市,除了东钢宾馆,别处根本不会有这么豪华、富丽堂皇的总统套房:外间是会客厅,里间是卧室,里外都有装饰别致的卫生间。章焕良每次到东发都要在这里下榻。这次宇虹集团二次入主东钢并且控股重组,7月23日他跟他的部下成小明、申玉驹在东钢宾馆开了几个这样档次的套房。这当然不是为了享受,因为他们是来东钢办事的,还顾不上在这里啜茗饮酒,顾不上打开冰箱尽情消费里面的饮料、水果。

“稳定,靠什么稳定?”这位操着河南口音的汉子自问自答,谈锋犀利。“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两大因素。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这两大顽症!否则,就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就不能不为广大人民所诟病!”

二、座谈会上唇枪舌剑

三伏天还没有过去,房间里的空调纵然带来阵阵凉爽,也不能让人完全远离暑热。昨晚从春湖市驱车来到这里宾馆已经将近午夜,三个人在一层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分头在各自的房间简单冲了一下凉,便上床就寝。

与他对谈的是一个广东中年人,西服革履,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语气文质彬彬的:“发展是硬道理啦,对这个问题嘛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有公平问题都要依靠发展来解决,蛋糕做大了,自然就可以公平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不要着急,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呀!”

“宇虹的私企老板太不要脸,今年3月刚被撵出去没几个月,现在又想来重组!”

早晨7点30分,章焕良被宾馆的服务电话叫醒,旅途劳顿尚未完全解除,困意还在纠缠。但他还是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本想再冲一下凉,却没进那特设的淋浴房,他在卫生间解手、洗漱之前,用手机通知他的两个同伙到这儿来商谈一些事情。

“什么长期历史过程,全国加在一起几亿多,包括下岗工人,还有农民工、失地农民之所以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住不上房、子女上不起学,不是因为蛋糕做得不大,而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不合理,是因为私有化改革的弊端造成的!”那个河南人反唇相讥,据理力争。

昨天清早,武继松还在山上收他种的嫩苞米,他平时不怎么用的手机响了起来,一个要好的工友向他报信,然后咒骂几句。

首先来到他房间的是申玉驹——这位已届40岁,比自己小几岁的中年人,即使没有大学学历,没有官方授予的技术职称,也被他这个宇虹集团的董事长决定委派到新东钢集团任东发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

广东人也不甘认输,他提高嗓门强调说:“国有企业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呀,产权虚置嘛。所以非国有化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啦!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时尚的新自由主义啦,代表人物是欧美的哈耶克和费里德曼、科斯等人。他们主张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反对计划经济,而私有化是自由的根本前提,要求明晰私人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啦。”

因为老伴金娥曾是厂里的家属工,比他小几岁,快70岁了,至今没有养老金。家里还有一个靠他抚养的残疾大女儿,每月领到手的900块钱退休金根本不够维持开销,他只好到山上来开出一块荒地,种点苞米、种点蔬菜,拿到集市上去卖,自己吃着也省几个钱。

“昨晚没怎么睡,早就醒了。”申玉驹坦率地对他说,“我在考虑,这次重组怎么才能整顿明白那些中层领导。这些中层我接触不少,有的工作还真不行,能吃能喝就是工作抓不上去。这样的我坚决不要,现在就得免职。有的还可以,但不一定忠于职守为咱们出力,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还有一些表现好的能力强的,应该重用并加薪奖励。”

河南人并没有被广东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时尚的卖弄所唬住,他反问:“德国的弗莱堡学派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吗?他们主张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该学派领袖瓦尔特·欧肯提出国家遵循限制‘利益集团’、‘经济与社会政治系统化’、‘干预针对经济秩序’三原则。这难道与哈耶克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国家干预是相同的吗?”

上个月的月初,他跟上访老搭档贺忠诚到东钢集团驻省城总部去找潘凤鸣。

章焕良对这个宇虹集团刚刚创建时就跟着自己的得力干将,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以很信任的语气鼓励说:

广东人被问得有些张口结舌,没有了故作满腹经纶的孤高自傲,只得尴尬地承认:“这个德国的学派,恕我不才,不太清楚啦。”

如今已多年担任东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潘凤鸣,三十几年前在东钢下属的基建工程处当学徒时,他的师傅就是武继松的好友刘福田。刘福田是名装配钳工,武继松是装配组组长。潘凤鸣尊重他的师傅同时也尊重他师傅的班组领导,即使以后潘凤鸣步步高升,养尊处优摆起了架子,对基层工人群众不再那么平易近人,但见了武继松,仍然不得不颔首微微一笑或叫一声:“武师傅好!”

“这次重组由我们控股,我们完全可以单方面确立这些分厂的中层领导人选,无需潘凤鸣他们认可。本来,黄希林要来跟你我再商榷一下,我也想到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多少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走走过场。但现在看来既然我们已经控股,那就不必客气。你今天一早上班就去厂里直接颁布这份任免名单,免得有什么变数。不能让那些无能之辈,那些利用‘围钢经济’给自己捞一把加大采购成本的中层干部,执掌我们私企的权力,败坏我们私企的产业。我们私企不是养懒汉蛀虫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莲花城培训一批干部来大面积更换顶替这里的干部,凡是不合格的有多少换多少,我们应该外派干部进来!”

孙益生对他俩的辩论很感兴趣,早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边听边参与进去。他说:“我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取消政府的管理职能,搞什么‘小政府大市场’。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执政者把这一套骗人的理论奉为经典,实行‘休克疗法’,进行产权改革、引起通货膨胀,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在私有化初期得到一万卢布,这相当于当时的一辆伏尔加轿车的价格。然而很快,这笔钱就只能买一公斤劣质香肠。而巨额国家资产落入垄断寡头之手,受控于西方。”

不知潘凤鸣是不想见,还是真的去省国资委开会。见不到潘凤鸣,武继松要求门卫传达拜见党委副书记徐荣升的请求。门卫拨通了公司党办的内部电话,回话说徐书记也不在。武继松很生气,他不想一走了之,便和贺忠诚坐在公司大厦的台阶上一直等着,后来党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出来接待了他们。

申玉驹来到章总的会客厅一直站着,毕恭毕敬地听主子的吩咐,并急于按主子的旨意去行动。他抬腕看了看手表,说:

“对,完全正确!”河南人说,“美国资产阶级金融大亨们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要搞垮、解体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要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进一步垄断,将中国变成它的经济殖民地。”

“你们找潘董事长什么事?”那位西服革履的党办人员问。

“现在是早8点,我马上到厂里找各个分厂和职能部门的领导谈谈。”

“当前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思潮,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有人居然公开鼓吹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岂非咄咄怪事?!”孙益生也侃侃而谈起来,“还有人说,卖了国企,国有资本依然以价值形态掌握在国家手里,公有制依然存在,只是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其实国家把握一大把钞票并不能保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性质。”

“什么事?我早就写过报告:东钢集团公司搞股份制,为什么高层、中层领导都持大股,在职工人持小股,我们退休工人没有任何股?要知道东钢建厂时,我们退休职工都是无私奉献,几乎天天义务劳动,东钢的资产里也有我们的血汗,我们要我们应得的一份。”

靠什么稳定,种点苞米、种点蔬菜。章焕良摆摆手制止他,对他和刚进门的成小明说:“先一起到下面餐厅吃点早餐,再办事。”

“对!这里涉及一个什么叫公有制,什么叫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物的隶属关系,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互结合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雇佣和剥削;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或部分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公有制才能保证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资本家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劳动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是平等互助关系,而不是什么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不能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党办的接待人员轻蔑地笑笑告诉他:“这不过是你们个人的想法,国资委和集团公司的领导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文件规定,你们还是回去吧。”

申玉驹说:“昨晚吃得晚,现在还不饿。”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四化’: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和分散化。因为私有化改革使我国的多数工人从事雇佣劳动,非公有制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关系的主体。”

武继松和贺忠诚坚持着不离开总部大厦,党办的接待人员只得领他俩进入大厦,登上电梯来到高层的办公区,打开徐书记的办公室,让他俩在门外看了看空无一人的房间,然后煞有介事地说:“前天,徐书记确实出差,联系战略合作者来跟咱们谈重组的事。”

章总还是劝他:“少吃一点,今天的事很多,中午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还是去吃点。”

“包括各种名目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应该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

贺忠诚问:“咱们要跟哪个钢铁集团重组呀?要都是国企,工人们的福利待遇就能有些保障。”

于是三个人下楼来到餐厅,这里吃早餐的不过三五个客人。申玉驹要喝点粥,但苞米面粥熬得太稀,小米粥里吃出来几粒细沙子。申玉驹就要女服务员把餐厅值班的负责人找来,女服务员说餐厅领导早晨去外面市场采购蔬菜。申玉驹只得对女服务员训斥一顿,发了一顿牢骚:

孙益生1972 年18岁参军,在部队提干当连长,1980年才转业到东钢,然后又上职工电视大学党政专业大专班,毕业做专职党务工作。他对社会科学颇感兴趣,对河南濮阳钢铁有限公司这位普通经济师的见解深为赞叹。后来他们议论起2004年刚刚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上刮起的“郎旋风”,李卫东介绍说:

武继松说:“不知股份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是股份制也算公有制,那么我们退休职工和以前的‘五七’家属厂职工都应该有自己的股份。为什么省国资委要奖励公司领导层,动不动几百万、上千万股?”

“你们这是什么服务态度,能够达到优良标准吗?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再干不好,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们裁回家。在中国,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少见,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去!”

“香港中文大学兼北京大学的教授郎咸平,这位出生于台湾,受教育于台湾和美国,又在美国多所大学执过教。他出于职业公德,从社会调查掌握实据入手,敢于捅马蜂窝,不畏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高压,利用有效媒体连续披露当时国企改革中的阴暗面,以便引起政府的震动,补救国企改革或实施所谓MBO改制中严重流失的大量国有资产。

党办人员以一副业内人士的口吻盛气凌人地教训他俩:“不要心里不平衡,看着领导多得点眼红。领导贡献大多劳多得。政府文件写得明白,你们懂不懂?国内多少着名主流经济学家、政府官员都在提倡鼓励这么搞,要打破‘大锅饭’、反对平均主义,企业高管就是要持大股,要几十倍、上百倍地跟工人拉开距离。你一个普通退休工人哪管得了这么多,不要得‘红眼病’,谁能听你的?”

章焕良以随遇而安的姿态喝了一碗大米饭泡的稀粥,吃了一点咸菜,其它油炸的果子、刀鱼段等等根本没动筷子。

“郎咸平在搜狐财经上分别发表过文章炮轰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大国企巨头的MBO。

“谁能听我的?全厂大多数工人赞成我,全国几千万国企职工赞成我,因为我代表了他们的意愿,代表了他们要维护的合法权益!”

他向申玉驹摆了摆手,平和地笑笑,劝解部下:

“郎咸平的观点大致有这么几条: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高于私人企业,只是由于国企承担了改革成本,曾一度低于私企,同样国有企业家综合素质能力高于私人企业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国企所有人缺位是没有根据的,它的所有人就是国家全体公民。有些公益性事业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交给私企是不行的。现在的国企改革方向势必改正过来,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尤其不能搞国企产权私有化改制,不能搞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MBO。这是因为,所谓MBO的实质就是管理层瓜分国有资产,‘空手套白狼’。

党办人员没有兴致和态度坚决的武继松继续争论下去,便舒缓了口气,改换话题,劝他俩先回去,他俩执意不肯。党办人员请示了上级,将他俩临时安置到招待所。

“算了算了,办大事的人应该有点肚量,不要太计较这么丁点的琐事。”

“郎咸平发表这些文章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学术界集体失语,一些主流经济学派和企业家们在深圳召开一个倒郎座谈会。同一天,郎邀请各学派经济学家在东北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此后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位教授发表‘产权改革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南京海派42名学者开会集体声援郎咸平。而据新浪、搜狐等网站民意调查,占90%的网民支持声援郎咸平,声援倒郎派如张维迎之流的仅有5%左右。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社会学界等方面的学者、党政干部、企业界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爆发了二十多年来少见的一场大规模的无硝烟战争。

他俩在招待所住了几宿,白天到总部大厦找高层领导,然而连续几天没有找到,只得悻悻地返回。

三个人用过早餐走出餐厅时,章焕良告诫部下:

“倒郎派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论断,即资本价值是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而他们说资本价值是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造的。私人企业家暴富不存在原罪问题,追究原罪是反改革行为。‘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他们认为,要找到国有企业的出路,必须先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实行股份化,然后再把国有产权私有化;他们认为,要防止官商勾结侵占国有资产,只有依靠法治,而靠民主,靠阶级斗争是不行的。因为要使所有人贫穷很容易,而使所有人都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应当容忍贫富差异,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必须让一代国企职工为改革作出牺牲。

退休已经十年,武继松仍然要为东钢的事操心,也要为自己家里的事操心。

“这次重组不一定顺利,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掌控东钢,你到下面各个分厂、职能部门,要随机应变,该软则软,该硬则硬。必要时亮剑,显出咱们的威风来,镇住那些滋生事端的人!要知道,省、市领导可是坚决支持咱们的!”

“挺郎派认为,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安身立命之所,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国家实力的主要体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直接关系到10万亿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直接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根本原则,与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特大问题。岂容若干个着名经济学家和部分企业家勾结部分腐败官员随意摆弄而不许持异议者和大众舆论批评监督,岂容可以通过MBO‘国退民进’等措施削弱消灭国有经济,岂容特权阶层如此明目张胆地公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武继松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前几年在东钢下岗借钱买了台旧车跑运输,小儿子给当地一家私企老板打工,大女儿小时候得过脑膜炎,长大嫁人没几年丈夫却患病早亡。大女儿带着外孙过日子很困难,便被他接到自己家里。后来大女儿的病情越发严重,连行动自理都不能,只好靠他和老伴伺候着。外孙汪永庆上了东钢办的技工学校,2005年毕业后到东钢当临时工,宇虹进入以后的2006年6月被辞退,2009年3月宇虹撤出后又被分配去当临时工。外孙子本来应该赡养他的残疾母亲,但汪永庆工资不高又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这样抚养大女儿的重担又只好压在他的肩上。

“好,好!”申玉驹点着头连声称叹地离开,很快走出宾馆的旋转大门。

“挺郎派认为所谓善待企业家的高薪养廉不能过度,否则善待就是篡权夺权、盗窃国有资产。这些年搞‘减员增效’改革,很多国企员工被裁减一半以上,导致失业大增,社会保障大减,然后启动‘国退民进’的两个置换贻害无穷,把国有资产置换成私有资产,把全民性质的职工换成自由雇佣的打工仔;认为增强国企活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鞍钢宪法,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科学管理。”

从城里到山上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武继松每天一有空闲时间便到山上来。退休以后他在山上坡地,种些苞米、茄子、豆角等。遇到连续天旱,他要挑水往这里浇,遇到连雨天,他要到这里排除垄沟里的积水。苞米还没长成,就有人来偷嫩穗,蔬菜还没长大,也有人来顺手采摘。他真的不止一次抓到过偷青的人,有的被他骂几句,有的一看就很穷,不但不骂,他还要给人家的兜子里再装点他种的东西。

章焕良和成小明又回到楼上房间。章焕良找出他的挎包,整理里面的文件。不足30岁的成小明,向主子讨教起问题:

“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停止规定》明确规定:大型国企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但可以探索中小企业国有资产向管理层转让,MBO被叫停。应该说,这与2004年出现的‘郎旋风’大讨论有一定关系。”

他的事真是多,东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他,有在岗的,也有离退休的职工。他们来找他研究探讨东钢今后的去向,商榷如何维护职工利益,防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事。

“章总,这次咱们重组的协议上有几个承诺:一是不再裁员;二是纳税地不变;三是效益上去要现金分红。我们真的想兑现吗?”

熟悉情况的李卫东时而给孙益生看资料,时而娓娓动听地向他叙说起来。李卫东介绍的正是孙益生十分关心的社会问题。他很敬佩李卫东为探索社会科学而执着的钻研精神。

半个月前他陪着一群上了年纪的家属工去厂部交涉,要求让她们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参加工作,也为东钢付出过心血、作出过贡献的家属工能享受到正常退休职工的待遇,也能按月领到相应的养老金。

仍在整理文件的章焕良抽出两份材料:一份是刚刚签过字的二次重组合同文本,一份是省国资委黄主任送给他的一本作为参考资料的《炎黄春秋》杂志。

经过询问,孙益生了解到李卫东曾在一个中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念过本科,参加工作后又从没有间断过自学。

然而厂部信访办一再推脱,说什么国家和地方政府尚未出台这方面的政策,只能上报以后等待答复。答复一直等不来,家属工正商量着要去市政府讨个说法,也正要找武继松替她们写个措辞更严谨的上访材料。对于这些家属工们的要求,武继松不能拒绝,别说他老伴也是家属工,就算他老伴不是,他也不能不管。因为在东钢很多人都清楚地了解他,知道他有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他翻了翻合同文本,重点审核了成小明说的那几条承诺,便将合同递过去,自己又拿起这本杂志说:

由于思想上共识很多,孙益生跟李卫东通过这次北京邂逅,便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知己朋友。孙益生的儿子孙柯跟李卫东的女儿李丛梅也就有了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机缘。

推着自行车来到山上的青纱账,顺着靠近山边小道的几垅苞米地,武继松掰了二十几穗嫩苞米。本来还想再掰十几穗,接到工友的电话后,便忙不迭地将掰下来的苞米装进塑料编织袋,然后将编织袋捆到自行车上,时而推着,时而骑着往回赶。

“无所谓承诺不承诺。你年龄小、阅历浅,但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治家往往是只说不做,或者只做不说。只要我们能控股,真正掌握了任免人事权和财务支配权,落实我们的决策不需要潘凤鸣签字以后才最后拍板,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承诺也可变通,也可推倒重来嘛!”

有一次,孙益生从互联网上给李卫东的邮箱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说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说这是他的一个在北京体制外网站当编辑的儿子编发的。而李卫东回函说,这篇文章是他正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读研的女儿写的。

因为家里是平房,房前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没等到家就看见院子的门敞开着,院子里或站或坐着十几个退休、内退的职工,在焦急地等他回来。

成小明若有所思地领悟着主子的点拨,顺手翻阅已经熟读过的合同,然后默默地点头。

其实,孙柯跟李丛梅不久前在网上已经有过接触,不过互相还不太了解和熟悉。有一次李丛梅去参加孙益生儿子在红色接班人网站主办的演讲活动,顺便拜访了孙柯,两人开始有了交往。

“你可回来啦,宇虹马上就要‘二进宫’,你快给大家拿个主意吧!”退休职工贺忠诚平时不太性急,这时也显得烦躁起来。他和其他工友都把武师傅当做领头人,一见到他回来心里就多少有些踏实。

章焕良又将杂志递给他,略微改换一下话题,说:

后来孙柯不再负责网站工作,他被派到网站联络部专门与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社团打交道,开展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下乡支农和企业调查等社会活动。因为孙柯几年前大学毕业后曾去珠海、深圳的私企、外企打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斗争武器,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领导工厂里的几百上千打工仔罢工。他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由于多年的社会实践,使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他们今天上午8点半要分别召集中层干部和工人开什么座谈会,逼着东钢工人表态呢。”

“这本杂志中有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作者是政治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他发表不少文章,提出现在的中国强势集团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只有执政权力,没有话语权’。所以就着重强调中国的补课论,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能代表社会主义,代表马克思主义,可以把共产党改成社会党,就是要像北欧的瑞典等国那样在实施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保存私有制、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的条件下,多给工人、农民施舍一点福利,以保持资本雇佣劳动的正常运转、长期运转。但是我的看法是:当今美国人倡导的全球化,投机赌博新经济引起金融危机,中国又是劳动密集型国家,是资源、能源出口大国,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经济殖民地,只有用工人、农民的血汗劳动才能支撑国家GDP的增长,所以不可能给工人、农民太多的福利待遇。我们的企业也一样,不可能不计较工业成本,不可能不搞精细管理。到时候该让哪些工人、哪些管理人员下岗,该裁员裁员,我们也不会手软,不会当什么大慈善家。所谓社会福利的普遍实施,那应该是政府的事,是国企的事。我们签了合同就一定要兑现吗?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暂时的说法而已。那么……”

虽然学历比孙柯高,但李丛梅从没有自视清高,她很企慕孙柯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起初两人只是志趣相投的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后来接触时间长了,情感上融入更多的东西。李丛梅觉得孙柯虽然学历不如自己,但是学识并不比自己差。孙柯对这个年龄比自己小两岁的女研究生,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他不过将她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异性朋友友好相处而已。他与她之间,更主动表示爱意的是在李丛梅这一方面,于是他俩的关系便进一步得到发展,由朋友发展到爱人。

“据说潘凤鸣也不同意宇虹这次‘二进宫’,昨天已辞去董事长职务,为的是抗议……”内退职工邵连兴说。

这时,章焕良腰间的手机响了一阵,他取下来接起:“喂,您好。黄主任吗?你们要过来,请过来吧。我们在宾馆恭候。”

李丛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北京一个社科研究所,有了固定的收入,福利待遇比没有固定编制的孙柯要好些。但凭他俩在北京的经济条件,无论如何是买不起二三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也租不起像样点的房子。结婚组织家庭需要的基本条件,对他俩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远景。于是,他俩只好匆匆回到东发市的父母家草草将婚事办完,权当度过蜜月,然后回到北京各回各的单位。

“这个潘败家这些年干了不少坏事,也搂肥了——不过,他这件事还是挺得人心的。”同样年龄的内退职工费宝栋说。

放下手机,客房外有人敲门,成小明走过去开门,笑着说:“怎么,说到就到——这么快?”

儿女的婚事及以后的生活问题很让孙益生和他的亲家李卫东操心。作为双方父母,他们忧心如焚,很是烦恼一阵。可是后来看到小两口反倒显得若无其事不以为然,使他们也只好拖下来听之任之。

“潘凤鸣不同意宇虹再次进入也是为了他个人利益。”70岁的退休职工楚凤臣说。

然而,进来的是宾馆女服务员,是来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的。

儿子从来不向老子提在北京如何生存的事。孙益生给儿子十几万元的积蓄以及儿媳给儿子的零用钱,有可能被儿子填补到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差旅费用里,填补到维护网站运转所需的资金上。因为儿子干的是社会公益事业,基本上没什么经济效益,除了能得到一些有限的赞助,儿子自己没有多少收入。

“阻止宇虹进入东钢,不能光靠潘凤鸣——人家有吃有喝,已经搂得沟满壕平,不再当董事长也够本。关键是咱们东钢的广大工人群众怎么办?怎样发动大家起来斗争?不能眼瞅着让他们这么风雨无阻地进来呀!”曾经在炼铁厂当过车间主任的董广志焦虑地说。

成小明面对着要求进门的女服务员,一时犹豫起来,不知在章总发表高见时是否可以让外人进来打扰。然而,章总主动而爽快地发话:“进来吧,我这还有点事请帮忙一下……”

但儿子在外企里打过工,策划领导过打工仔、农民工罢 工,他在这方面肯定有宝贵的经验。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都在为私企即将进入东钢的事犯愁,似乎大难就要临头。有的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发动群众干起来。

“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什么事?”女服务员怯生生地问道。

2005年年底宇虹第一次重组东钢时对干部进行过调整,将他这个处级党务工作者贬到基层当作业区区长。他只好忍气吞声,没有任何反抗的办法。

武继松将捆着编织袋子的自行车靠在院子里的墙上,顾不得解下袋子将苞米从袋子里掏出来。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果断地对大家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咱们也去开座谈会,先摸清情况再说!”

章焕良起身去卧室取来一件衬衣、一双袜子,递给女服务员:“我没有时间,请你替我洗一下。”说着,掏出几张百元大票,“还请你去商场再给我买一件这个号码的新衬衫,不用名牌,普通的就可以。再买一打袜子,这双旧的就不要再洗了,扔掉吧。”

7月23 日晚,孙益生下班看到了贴在职工家属楼外墙上的告示,就给儿子用手机发了短信:

有人犹豫不决地问:“咱们不是被邀请的代表,咱们怎么去呀?”

女服务员说:“我正在班上,一时出不去。晚上下班我去买,明天给您带来,行吗?再说,您买一般的衬衫,您给的钱太多了,用不了。或者我买了以后找您零钱?”章焕良笑着说:“你拿着吧,不用找零,算是给你点小费,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说出去。”

“私企宇虹自今年3月初退出东钢后,现在又要再次重组东钢,并且要控股。明天东钢广大职工将集会抗议,若组织罢 工需如何操作?”

武继松坚持己见说:“无所谓是不是代表,是代表也不一定肯表态。有很多代表是老好人、是糊涂虫。事关东钢的大事,他们根本不敢说话!咱们还是去一趟——至少可以在外面旁听,有机会还可以进去争论几句。”

女服务员收拾完房间拿着章总的衬衫、袜子出去了,紧接着黄希林、徐荣升等人来到宾馆的总统套房会客厅。

儿子接到他的短信,很快回复:

于是,在武师傅的带领下,大家一前一后地走出院子。

因为大家彼此早已是熟人,虽说用不着寒暄客气,但章总还是让成小明从冰箱里取出冰红茶、可口可乐等饮料,取出桃、李子、香瓜等水果摆在茶几上,招待来客。

“要能够控制工厂的水、电、气,控制动力部门,必要时予以切断。”

武师傅的家离东钢厂不太远,没用半小时大家就来到厂前的民主广场。

黄希林、徐荣升、许运来、王金星以及保卫部几个人一一坐在沙发上,徐荣升神色略有慌张地对章焕良说:

儿子讲的与他想到的已经基本相同,但这一夜他还是没有睡好,他反复考虑酝酿明天上班以后的行动方案……

进了东钢厂的1 号大门,大家发现办公楼前门口已有人陆陆续续进出,两个经济警察守在门口认真地检查证件。

“今天早晨一上班,办公大楼前和冶金区又聚集了不少人。工人们听说你们宇虹又要来重组,正在闹事。他们不欢迎你们来,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工作。”

七、国资委里的走资派

约有六七十人在门前纠缠,要求进入却被警察拦住。

章焕良不以为然地问:“他们会闹到什么地步,只不过像今年3月初那么闹一把?”

没上班之前,王金星在家里接到副总经理兼人事部白春光部长的电话,嘱托他一上班就去了解这次宇虹入主东钢的具体方案,了解这次中层干部调整后的任免名单,他希望这个名单能晚一点公布;他说自己已与潘总一起提出辞职,并且这几天正在闹肚子不能去单位。

大家凑到跟前果然也不让他们进去,武继松只得跟那些手持门票的代表们交代几句:“你们可得坚持立场、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宇虹控股东钢啊!可得替广大东钢职工群众说话!”

成小明以前曾是负责宇虹集团对东钢以外其他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对东钢的事不很了解,他有些担心地问:“今年3月初宇虹退出东钢是因为这些工人们闹事吗?”

王金星知道他的上司辞去的是集团副总经理职务,而不是人事部部长,但白春光是否真的闹肚子,他无法确定,只是安排自己的事他要去做。

稍稍离开后,董科长悄悄对大家说:“我知道楼后面有个小门能够直接进去,跟我来。”

章焕良漫不经心地轻蔑回答:“那算个啥,宇虹当时是有别的原因。”

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那个叫武继松的退休老头正在楼前的台阶上演讲。他的讲话不时引发下面的职工群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人如潮涌,掌声如雷鸣般响起,广场上热闹非凡。

大家在董科长的指点下,来到办公楼后面一个角落,找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门鱼贯走进去。办公楼里的走廊很宽,举架很高,偌大的办公楼里似乎空荡荡的,没有多少动静。只有3楼会议室的门窗玻璃上人影绰绰,里面传出忽高忽低的几个人掺杂在一起的说话声。大家在外面屏声静气听了一会儿,感觉里面尚未有人在主持发言,只是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在布置会场,安排上级领导到主席台就坐。大家从而明白座谈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徐荣升仍然颇为忧虑地说:“我们不能太大意。这次重组,你们宇虹的承诺应该找个机会向职工们正式宣布一下,要解除他们的顾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和各个分厂的领导干部任免应该慎重一些,不要变动太大,要平稳过渡……”

记得今年3月初,武师傅曾在这里召集过这么多人聚会,那时的场面与眼前的情景一样:成千上万的人们不时地高呼“宇虹滚出东钢”的口号,宇虹不久真的撤了出去。

一起来的内退职工管树德,在门外轻轻地拉开一点门缝,门却不由自主地自动敞开半扇,看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提到领导干部的任免,王金星插了一句:“由宇虹方面确认的干部调整名单,能不能相互商榷一下,先给我们一份,不要急于公布?”

还记得今年2月,武师傅贴出告示,要大家去职工家属区附近的心连心公园集会,共同商讨如何驱逐宇虹,如何驱逐宇虹老总即将派进东钢的5000名外地工,确保东钢的下岗失业人员重返用工岗位。

一个干部模样的质问他们:“没有邀请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黄希林随后附和着:“他们东钢的这一要求不太过分,应该得到你们宇虹的尊重,应该给他们一份拟定名单,相互商榷一下更好。”

在东钢的很多职工看来,这个武师傅真是条汉子。为表达东钢职工的合理要求,为解决东钢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挑头的维权人物不行。在东钢,武师傅的口碑好,威望高,他有一呼百应、千应甚至万应的能量。王金星心里早就很敬重他,只是作为东钢股份公司人事部的副部长,他难以当面去向他表达敬意。

“干什么?!”武继松理直气壮地接过话茬回答,“听说宇虹还要来重组,想来听听。我们也是东钢人,我们也一样关心东钢的事。”

对于合作方提出的请求,章焕良不假思索地答复:“这次重组是由我们控股,任免干部当然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否则,我们花巨资引进台湾中钢的ERP系统,全面开展酬薪体系改革和自主管理活动,就会打了水漂,无法落实。跑、冒、滴、漏和居高不下的成本还要放大亏损,拉低新东钢的业绩!”

王金星已过了59岁的生日,正在进入退休的倒计时,他已无所顾忌;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敢于发表见解,他又不希冀自己退休后会得到什么特殊关照。宇虹以前对退休的中层干部根本也没有什么宽厚仁慈。

“现在还没到公开宣布的时候,不许偷听!”那个干部斥责他们。

被驳了面子,徐荣升很为难地解释说:“章总,您的意思我们也能理解。我们不反对您引进台湾中钢的经验,但考虑到干部职工中的抵触情绪,您能不能缓一缓,分几步实施,渐进性进行为好?”

今天上午他要找市政府驻东钢办事处主任许运来,要多爬几层楼梯。也许自己的心脏功能已经开始衰退,也许这几天的心情太低落,王金星进入办公楼不愿乘电梯,但他踏上楼梯的脚步是沉重的,越往上走越感到胸闷气短。他在拐弯的缓台歇了一会儿,接着再上楼就不会喘得那么厉害。好在许运来的办公室设在不算太高的5楼,他歇过一次就蹬上去了。

“什么叫偷听?我们进来听!”武继松说着带领大家往门里闯,同时反唇相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搞得这么鬼鬼祟祟!”

章焕良站起身,将已放入柜橱里的文件包取出来从里面找了一份材料,递给徐荣升,说:

几年前,宇虹尚没有来东钢重组时,许运来其实是东钢的中层干部,是个副处级。在宇虹进入前,他考虑再三:一是为了不失去到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的机会,二是恐怕私企宇虹重组后不会给原国企干部什么好果子吃,才下决心搭上厚厚的人情挂到政府编制上去。若按将来的发展前景,在政府部门有许多高升的机会,若按东钢现在的干部待遇,许运来经常慨叹着说:“我可是吃了大亏,东钢的工资待遇早已贫富不均,拉开了距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处长跟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是1.5倍,如今一个处长一年能拿60万到70万。然而我呢?编制挂在市政府,天天还得到东钢来上班,每月到手的薪水不足3000元,你们说我亏了多少?”

东钢公司的工会副主席祁典勇笑眯眯地走过来,劝阻他们:“今天党群办专门邀请一些代表,不是可以随便参加的,请回吧。”

“这是已经确定的干部任免名单,今天早上,我已安排申玉驹作为新东发钢铁的总经理去厂里宣布。干部调整是我们宇虹重组第一步要干的事情,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议程,否则没有这一项,其他都谈不上!”

“当然,明着你是亏了,但暗着你亏不了!你还有灰色收入呢。只要你去省、市领导那里多给东钢美言几句,多行点方便,多给点优惠,东钢老总照样会赏给你,一年不止六位数吧?”有人挑明了说。

但此时门里的一些代表,不约而同地提议:“这么大的事反正都得知道,就让他们进来吧。”

坐在徐荣升一旁的王金星探过头去,来看这份任免名单,感觉调整的幅度很大,裁减干部太多,难免会引起抵制和骚动。这份名单不仅将潘凤鸣的一些亲信精简下来,而且将一些真正懂业务会管理又受到职工拥护的干部也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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